纪录片的客观需要保证“能指”和“所指”的同时客观，而且纪录片“能指”和“所指”根据影像作用的不同而不同。影像作为内容的时候，也就是传统的看法当中，纪录片的客观并不是一直要求“能指”和“所指”同时客观的，这种分歧产生了纪录片创作手法的“虚构 →非虚构→再虚构”历程。其影响主要来自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像作为媒介的时候，也就是笔者的新观点当中，纪录片的客观能够一直做到“能指”和“所指”的相对客观，这样就统一了对创作手法主观性操作认可的分歧，并且也能够避免后现代所带来的“事实不等于客观”的挑战，保护纪录片的客观性不会因为后现代的这一个新命题而被削弱。 

　　一、影像作为传播内容 

　　当我们把影像作为纪录片传播的内容时，它就是纪录片的“能指”，“所指”就是事实。 

　　（一）现代哲学的影响：纪录片客观性走向能指与所指同时客观 

　　对语言的关注，在希腊哲学中就有“逻各斯”的概念人的理性寓于语言，语言和理性、语言和真理是同一的。到现代哲学阶段，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中介，是一种工具，始终没有将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如此，也就没有人探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问题，它被认为是固定的、必然的、唯一的。也正是这种逻辑，才使得现代哲学的得以成立，即唯一稳定主体是存在的。 

　　由此在这一阶段，探讨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只需要关注“能指”和“所指”的分别客观，保证这两者的客观，也就保证了纪录片的客观。 

　　第一，纪录片的“所指”事实的客观是要保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没有任何争议。第二，纪录片的“能指”是否要保证影像的客观性是有争议的。 

　　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两种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对现实的描摹”和“对现实的安排”这就形成了“纪实”与“虚构”两种创作手法并存的局面，反应了人们并不追求纪录片“能指”的客观。拿《北方的纳努克》来说明：影片最后呈现的那些爱斯基摩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确存在过满足的是“所指”的客观；然而纳努克一家并没有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生活过，影像本身是虚构的“能指”是虚构的，是不客观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苏联维尔托夫所倡导的“电影眼睛”所引发的“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创作思路反对虚构，主张无操作剪辑，使得人们开始反思之前的纪录片创作手法。于是，纪录片的客观性不但要求“所指”的客观，而且要保证“能指”的客观，即影像本身的客观性，也就是反对“对现实的安排”这种虚构的创作手法。 

　　（二）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对纪录片客观性的宽容能指可以主观 

　　如上文所述，是否要求“能指”和“所指”同时客观，导致了“虚构” 到“非虚构”的创作手法历程。而“新纪录片”的诞生和“再虚构”创作手法的回归得益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初，“语言”取代“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语言的研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这一变革被称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这个阶段，哲学的深入重点就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不再把它仅仅当作是工具和中介。 

　　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用符号界定语言，正式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而且“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人为的、是任意的，是值得探讨的。这样就推翻了前现代哲学所认定的唯一、稳定、必然的对应关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纪录片的客观性就无法仅仅通过同时保证“能指”和“所指”的客观来维持了，还必须保证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客观，而这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是无法保证的，也是根本不成立的。既然如此，主观创作手法就不再是妨碍整个纪录片客观性的唯一因素了，因为即便保证了纪录片“能指的客观”即“影像客观”，“能指”和“所指”的客观对应关系还是无法保证，纪录片的整体客观性就无从保证。 

　　既然如此，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者们干脆放弃了纪录片“能指”的客观，开始了一种“新纪录片”创作手法，主张用一种虚构的策略来追求“所指”的客观，即无论采用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创作手法，只要纪录片最终的“能指”（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发生扭曲的，整个纪录片就是客观的，也就是所谓的“深度真实”。 

　　这样看来，纪录片的创作手法的确是一个“虚构→非虚构→再虚构”的历程。这个历程以“影像是内容”为前提，依据哲学对“能指”和“所指”对应关系的稳定性、唯一性和必然性的看法而变化。 

　　二、面对后现代挑战的回应：把影像作为传播媒介 

　　关于前人的探讨，我赞成“非虚构”阶段的一部分观点要求纪录片的“能指”和“所指”都客观；同时，我也赞成“再虚构”阶段的一部分看法只要保证“事实”的客观，“影像”是可以主观的。 

　　为了让这两者统一，我必须更改他们争论的前提：把“影像是内容”，更换为“影像是媒介”，然后来探讨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 

　　（一）影像的能指与所指 

　　影像作为传播媒介，其传播内容是影像的特征即可变换和可操作的光波和声波，具体来说就是多种多样的景别、视角，甚至是镜头的拼接和场景的转换，概括来说就是影像的叙事方式，这是影像的“能指”。影像的“所指”是拍摄者的意图，即某一种叙事方式所要表达的思维逻辑，是拍摄者自己的主观性思考。 

　　（二）纪录片的能指与所指 

　　当影像不再是传播内容时，纪录片的“能指”也就不再是影像，而是影像的传播内容影像特征，即影像的叙事方式。类似的，纪录片的“所指”就不再是以前的“事实”，而是拍摄者的意图，拍摄者的逻辑和他的主观性思考。 

　　我的基本观点与“非虚构”阶段的基本立场相同纪录片的“能指”与“所指”要同时客观。但是由于这两种情况下的“能指”与“所指”不同，具体要求也就不同。“非虚构”阶段的具体要求是，影像的客观和事实的客观，我的观点是影像的叙事方式客观和拍摄者的意图客观。 

　　（三）纪录片能指的相对客观 

　　从表面上看影像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都是主观的，因为做事方式、表现方式是绝对主观的，是由人所操纵的，都是绝对主观的，这一点我承认。我要说的客观不是绝对客观，即不否认叙事方式受到人的支配，只是追求相对客观，具体意思如下。 

　　第一，在拍摄的时候，运用一切在拍摄现场能够运用的光、声，运用不同的景别和镜头视角来拍摄。第二，在剪辑的时候，对镜头的排列顺序、长短、音频和视频的搭配进行物理处理。这两点都是做到了叙事方式的相对客观。非相对客观指的是，一切后期的滤镜、补曝光、通过变化画面造成镜头感的改变等等电脑特效。 

　　在我改变了前提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描摹”和“对现实的安排”同时做到了“能指”的相对客观。 

　　“对现实的描摹”“电影眼睛”“直接电影”都保证了叙事方式的相对客观，因为根本没有人为操纵现场的光、声，后者甚至是无操作剪辑。“对现实的安排”这种创作手法，在影像作为内容的前提下，因为妨碍了影像的客观性，所以没能保证“能指”的客观。但是在影像作为媒介的前提下，这种创作手法本身就是“能指”，在那个年代没有如今的非线性编辑和电脑后期特效处理，因此可以保证当时的创作手法是相对客观的。 

　　（四）纪录片所指的相对客观 

　　新前提下的“所指”是拍摄意图，它的相对客观就是要求，拍摄者力图让自己的逻辑符合现有的文献记载，符合现阶段所掌握到的事实，能够有所依据。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做到了纪录片的客观。 

　　（五）影像作为媒介的意义：面对后现代的挑战 

　　在以前，事实是客观的，这一点不用证明就可以保证。不幸的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了稳定、唯一的主体，事实不一定客观了。 

　　把影像作为内容的时候，我们要证明纪录片的客观，就需要证明纪录片的“所指”是客观的，也就是必须证明新的命题事实是客观的。否则，纪录片的客观性就存在问题。这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以后带来的挑战。 在影像作为媒介的前提下，“所指”的客观是要求拍摄意图的客观，即意图与现有的事实相吻合。至于文献记载、所掌握到的事实的本身，是不是绝对客观、是不是绝对真实，已经不是在这个前提下，纪录片客观性所要保证的问题了。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需要证明那个因为后现代而出现的新命题了。